[摘要]    “家——国”结构的情节方式在中国戏曲中很普遍，这根植于传统的宗法政治及文化体系，表现为大国政治命运与小家悲欢离合间须臾不可分离的紧密关系。伴随戏曲的发展，这种家国同构的情结也被流传下来，却正中统治阶级“弱民”政策的下怀。

[关键词]  宗法制度 戏曲 情节 “家——国”结构 家国同构

一、家国同构的宗法制度背景

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国同构”的思想观念根深蒂固，这根源于以男性祖先崇拜为特征的原始氏族公社制，该社会结构中，社会成员均为同一男性祖先的后代，他们以血缘为纽带而连接起来，并以此区别于异族，其间的“行政”运行方式也理所当然地遵循由血亲纽带结构起来的家族管理模式。其后在封建社会“国”的结构中，便产生了同构于之前血缘氏族关系的模式，即在纵向上垂直形成了一种被放大了的广义父子关系，与家庭中的长幼关系一样，君臣在政治也必须恪守“下对上服从”这一金科玉律，君王即一国之父；在横向上，“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左传·成公四年》季文子引《史佚之志》），即政治立场的异同也好比亲缘的远近一般，如此造就了中国政治社会的宗法体系。

而在平民的“小家”中，如同前述“忠是放大了的孝”一般，“孝也就是缩微了的忠”，父是家君，一家之主。虽然氏族制度演变为世族制度后而衰败，但平民社会仍因其旧而保留了下来。家庭的伦理结构，与其说是一个缩小的了朝廷，还不如说朝廷是其的放大物，因为如果要追根溯源的话，原始氏族制度乃是其本源。

出于人们对家的本能的依赖与服从，统治阶级及其士大夫文人发现将家的概念扩展至一国，即将“以天下为一家”的儒家思想灌输进主流意识形态中，将儒家运思大一统于其政治纲领中，辅以“伦理”为“纲常”的外衣，对其统治的巩固大有裨益。一方面强调国是大家，要像恋家孝父一样爱国忠君；一方面，也强调子民个人对自己家庭的珍惜与服从；最重要的一点，强调只有护小家才能爱大国，唯有孝父母才能忠君王，家乃一国之本，没有小家，谈何大家，如果“齐家”都做不到，还怎么“治国平天下”？前两点固然重要，但如果认不清第三点的重要性，则不能把握其三者的辨证关系，将会导致“国将不国”的局面。“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礼记·中庸》），就是最好的佐证。

二、戏曲文本中的“家——国”结构表现

中国社会长期处于典型的宗法制度社会，其文化也被深深地打上了宗法文化的烙印，根植于这样文化土壤中的中国戏曲，其“家国同构”的文本情结，伴随着改朝换代、时世变迁，萦绕中华大地千年之久。

较之西方戏剧的“发现”与“突转”，中国戏曲的情节发展其实略显“牵强”。在矛盾双方势均力敌、情节发展“僵”住的情境下，清官、皇帝等人物往往从天而降，惩恶扬善，使情节走向大团圆结局。这是一种“人为”干涉的冲突解决法，而先前的僵局设定往往也有剧作家明显人工雕凿的痕迹，究其目的，就是有意向角色（同时包括观众）提出设问——怎么办？戏曲文本敷演着把持“舆论导向”、进行道德劝喻的角色，善恶角色以下的行动也是显而易见的了。而当善的力量无法扭转局面之时，“更善”的力量，或者说是更具权威的力量一定会予以干涉的，他们对先前角色没能回答或回答错误的设问予以补充修订，对正确的回答加以来自正统地位的肯定与强化。与其说作为权威力量的统治阶级的思想符合伦理正统思想，还不如说伦理通过概念偷换的过程衍变为纲常而被统治阶级加以推崇。

“大国”与“小家”就往往被置于这样的情节结构中。小家里的悲欢离合、男女情长在国家兴亡、政治动乱的大背景中被展开，剧作家用两条看似平行的线来结构全剧，但两条线实际上并非没有交点，而且是能够彼此影响的，其相互关系呈现多种类型：有的冲突很明显，是家与国利益的直接对抗，如《四郎探母》中孝生母、爱后妻、忠前国、报后主间的艰难抉择；有的则比较隐晦含蓄，如孔尚任借《桃花扇》里白云庵张瑶星道士“当此地覆天翻，还恋情根欲种，岂不可笑！”指出了侯、李爱情悲剧的悲欢和南明历史兴亡之互为表里；有时候来自国一级的统治者的态度会促成矛盾的和解，如《牡丹亭》中皇帝降旨赐婚，“小家”中因为封建家长的顽固而无法解决的冲突，在更大的一个“家”的结构中，由更高一级的“封建家长”作了主，但是这其中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变化，二者分别从下而上对应于封建宗法结构体系的低级执行者与高级捍卫者，他们行动方式的不同参照于他们同处的政治体系和伦理做法，俨然构成一个悖论；但是小家也不是被动地受制于大国，在《长生殿》中李、杨因为“钗盒情缘”而“占了情场，驰了朝纲”，大唐的社稷盛衰与帝妃情爱两条情节线索贯穿始终，既相互独立，又互为因果，交替发展，前后衬托；还有一种被不自觉泛化了的家国关系，南戏《宦门子弟错立身》中的完颜寿马历尽千辛万苦，一路学艺，终于找到了王金榜，期盼与王成婚，其婚事在经过了“考艺”、“完颜父同意”、“皇上恩准金汉通婚”三关后，终于得以成就，这三关的考察，一方面来说，分别来自戏子、官宦、皇权三个阶层，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汉人、统治汉人的异族这两个阶层对通婚的先后核准，完颜寿马，作为一个能指，在三关中前后表征着“女婿”、“官宦”、“金人”三个所指，相对于汉人戏班的地位先低后高，作品因此在情节的线索中反映出处于高位之等级相对于处于低位之等级的价值权威。

三、文本中的“家国同构”，不自觉的文化愚民

如前所述，在《牡丹亭》结尾处，作者有意让皇权出面干涉，促成了柳、杜的姻缘，而帝王也因此被世人标榜以“成人之美”的角色。其实这样的形象，却是中国社会宗法政治体系中培养“他人他制的人格”之手段嫁接于文化上的产物。汤显祖早年积极入世的人生观，投射到其文学作品中，竟不自觉地成就了“皇权以‘身教’的途径来‘人治’民众”。“身体化”是中国人格的显著倾向，只要能吃饱穿暖、安身立命，老百姓是不会轻易造反的，因此对子民的教化，完全可以参照小家中的“教”与“养”，“养”却又是其中的基础。一直把孩子（子民）当儿童来养育，造成了其性格上的“无性化”，待到婚姻大事，子女（小家）不能做主，当然要父母（皇帝）来为之了。“家——国”结构的戏曲作品中，国君做主成就姻缘的例子并不罕见。《西厢记》中崔母之“三代不招白衣女婿”的言辞，实际上是将选婿的标准参照于国家选拔官员的标准，即把选婿的任务交给皇帝老子，实则是一种泛化了的“皇帝做主”。这类才子佳人戏的作者本意是想批判封建家长的保守专断，强调年轻人要主动反抗，但在作品中他们却对这样的反抗能否成功缺乏自信，因此让统治阶级给予认同，但那却是更高一级的家长。我们不禁诘问，倘若皇帝打理朝政无暇顾及，才子科考又名落孙山，或者说皇帝根本就不允许通婚等等，作者是否还能再批判下去？他们的反纲反常，仅仅是触及到小家家长一级，而不关统治阶级痛痒，更无论造就前两者之宗法文化制度的深层结构了。

“民弱国强，国强民弱”（《商君书·弱民篇》）。把子民当作儿童来教养，灭杀其个性及内省式的“自我”出现，即是将其弱化，其目的是保证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国家强大于由被统治阶级所构成的社会，剥夺社会的一切权利，就连其个体对于身体的支配，也要听命于统治阶级。这种愚民模式却是根源于中国家庭对子女的“教”与“养”——慈母负责“养”，严父则分担“教”，不同的是，父母是期望子女“强”的。而倘若整个社会都被国家“教”与“养”，即不仅从意识形态上控制民众，更重要的还要在饮食起居、婚丧嫁娶等各种“身体化”的生活需求方面尽量满足民众之利益，统治阶级则会被冠以“亲民”、“父母官”的美名，从而牢固其集权主义的施政基础。其实与家关系更为紧密的应该是社会，是人与人之间结合成的没有政治企图的集合，这恰恰是国家强制力所统治的对象，而社会却往往被偷换为国家、政党一类的政治概念。

“家——国”结构的戏曲作品，无不强调大国与小家的紧密关系，大国能成全小家，亦能拆散甚至毁灭小家，小家也不是不可能祸国。戏曲艺术通过千百年的伦理教化与道德劝喻，将这种家国同构的思想灌输给了民众，民众也就逐渐淡忘了其实更能代表他们利益的社会，而更多地将自己的个人幸福与国家的政治命运联系在一起。其实戏曲文人、艺人的这种做法并非一定是自觉的，但家国同构的情节结构却披裹着小家的外衣，以非政治化的方式，凭借着程式化的谱系而流传下来，遵循并巩固着中国宗法文化的基础。

[参考文献]

1、  （美）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10月第1版；

2、  许结：《中国文化史论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9月第1版；

3、  朱文相：《中国戏曲学概论》，中国艺术教育大系戏曲卷，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年9月第1版；

 路应昆：《儒家思想与当代文艺》，《现代传播》2005年第6期

       期待视野与文本空白的博弈

 --------------试论新闻传播活动中影响受众态度改变的因素

（中国传媒大学 戏剧戏曲研究所 北京  100024）

[摘要]    受众在新闻传播活动中态度转变的动机是原有价值观念体系的重构，当其原有价值体系的衍生物——期待视野，在面对来自传播者的新闻信息文本中过多的文本空白而产生失落时，受众会以填补那些文本空白的方式使原有的期待视野重新得到自己主观意识领域内的认同。为避免先前的失落感，受众会因此改变其态度，以影响期待视野的建构，从而在文本空白依然存在的语境中寻求与主流意识形态的趋同。

[关键词]  传播者 受众 新闻信息 期待视野 文本空白 价值观念体系 态度

在新闻传播活动中，受众并非仅仅处于被动接纳信息的地位，他们有意识地运用主观能动性，从一个自我的主体地位出发，扮演信息接纳者、解读者，以及反馈者的角色。

一、问题意识的自觉，期待视野的建构

受众在接触到传播者所传播的某领域具体信息内容之前，在其主观意识中，业已建构起一个针对该领域的模糊观念构形，并将影响随即而来的信息接纳。这是受众以往经验知识的总结，是建立在其知识水平、社会地位、兴趣爱好、人生阅历、人格品质等基础之上的。例如某个持反全球化观点的受众，在接触到有关“‘7+1’首脑会晤”的新闻之前，一定早已对此种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在全球语境下的扩张现象极为不满。受众的这种精神状态和文化做法，传递出一种心态、一套习俗或传统、一套有序的态度和情感，通常情况下能够保持稳定的状态，并通过受众间的交流而彼此影响，存在于共时性的空间结构和历时性的线形序列中。

受众对自己并未知晓或尚不明确的事物，有一种“想知”和“深知”的诉求，并期望事物的存在形态及发展趋势能够顺延自己即有观念构形的逻辑轨迹，倘若事实的发展确实如此，将是对他们原有价值体系的一种认同、肯定，乃至巩固。同时他们对所信赖的媒体抱有忠诚的态度，因而也期望该媒体有着与自己相同或相近的价值观念。受众现有态度映射在媒介价值观念的坐标系上，形成了受众的期待视野，它是主体对客体的认识得以展开的背景或基础。期待视野的形成，是受众问题意识自觉的结果，一方面他们有着强烈的求知欲望；另一方面，他们试图拷问自己的价值标准是否与以传播者为代表的，在某领域内表征主流意识形态的实体相吻合，以期获得认同。在此之前，他们会根据以往的经验对自己的价值观念进行修正，从而导致其态度或大或小的转变，这是发生在两次传播过程之间的自我调整，虽说起因是由前一次所导引，但其转变的目的是为了在第二次传播到来前重构自己的期待视野。

受众会发出针对文本的思考，来参与对期待视野的构建，即使这样的情况是在具体的信息文本被传递给他们之前。期待视野，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各种受众对各种现象的设问，对于其中的一些问题，他们在自己的观念构形中已有回答，他们此刻期待的是来自传播者的新闻信息文本，因为其中也许有针对受众设问的解答，受众可以此为参照系评价自己的即有价值观体系，从而做出态度的巩固与调整。

二、能指所指的错位，文本空白的填补

然而新闻的文本往往不能直接满足受众的上述诉求。新闻文本惯常性地对一些事物避而不谈，或者有意片面强调、弱化真实信息，甚至杜撰虚假信息，采用各种手段，误导受众，尽管这样的行为有时并不是出于传播者的主观意图，也不是他们自觉的行为，但这在客观上已经造成了文本的空白，即在文本总体层面上，能指与所指的对应关系，并不符合逻辑，新闻事实已无法承载论证传播者观点的任务。在这里，新闻文本的能指与所指成为了一对任意的组合，他们的位置可以被传播者肆意玩弄，他们各自与其“原配”间的关系，也被传播者通过偷换概念等方式阉割了。能指与所指的关系，在这里变成了一种分裂，这一分裂象征地表达了无意识与语言表达间不和谐的关系，新闻传播的语言试图将主体置放在一系列词语中，从而获得稳定性，达到传播效果。

但是，这样的初衷毕竟造成了文本的空白，无意识此时将引发出乎意料的转变。而对于受众，这样的转变将作用于他们的对文本语篇的理解上，他们将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思考，来填补这种文本上的空白，并进而影响其价值观念的转变，使其态度发生变化。受众将力求解构原有新闻文本中能指与所指的密切关系，让新闻事实的真实性和不受外界干扰的事物间的逻辑关系在受众自我指涉的符号游戏中浮现出来。

“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新闻文本呈开放状态，其中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有待于受众根据个人经验来参与阐释，他们通过接受活动，用自己的知识经验和想象力对新闻文本加以改造，通过释放文本中蕴藏的潜能为自身服务。受众在改造文本的同时，也在改造他自己，当他们将文本中潜藏的可能性现实化时，也在扩大自己作为主体的可能性，这是文本在他们身上产生的效果。传播的接受活动是使这两种对立的规定性统一起来的过程。

新闻传播过程中的文本不是独立的、自为的，而是相对的，自我的。它的存在本身并不能产生独立的意义，而意义的实现则要通过阅读对之具体化，却以受众的感觉和知觉经验使文本中的未定性得到确定，最终使文本空白得以弥补。

三、价值取向的争夺，受众态度的游离

受众在上述过程中通过主体自我的主观阐述，完成了对来自传播者新闻信息中文本空白的填补，但受众原有的价值观念体系并未得到作为主流意识形态代言人的传播者的认同，当然也不一定被完全否定掉，可是必须承认的是，他们对文本空白的填补将积极参与其今后期待视野的重构过程。

在被新建构的期待视野中，受众作为主体的可能性与自信心被加强，问题意识进一步自觉，从而在各种维度上完善与改进先前的期待视野，包含了对先前来自传播者的真实文本的认可和对其文本空白的补充，受众在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同时，也改造了自己的认知语境和价值观念体系。此刻他们分野为二：一类受众，他们仍坚持对传播者的信赖，因此他们期待视野的建构是着眼于完善传播者文本的，其逻辑轨迹也必然遵照传播者，因此仍旧比较狭隘，对传播者先前的立场和观念，基本持肯定的态度；另一类受众，他们由先前对文本空白的弥补出发，否定了传播者的信息文本，甚至推翻了其字面下的逻辑，这类受众，他们决心在此后否定传播者的崇高地位，期待视野的建构是出于对原有崇高精神和自我价值体系的反叛，他们有更强的问题意识和反叛精神，因此期待视野将更为宽广与深邃。

传播者随后向受众进行下一轮的信息灌输，受众在接触到文本后，都会与自我的期待视野进行比对，这好像供给与需求、答案与问题之间的满足和参照。受众的价值取向又一次被放在社会总体价值取向的坐标系中，期待视野中的价值取向代表着受众对某一事物的看法，但这并不完全等同于作为受众此刻行为立场出发点的真实态度，因为它要接受以传播者为代表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检验，然而这种检验却因文本空白的存在而无法成形，更有甚者，这种文本空白更让受众明显感觉到传播者价值尺度的扭曲，从而失去对其的威信。可笑的是，作为传播者，这种文本空白却恰恰是出于他们有意识地掌控受众态度的动机。

    文本空白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传播者有意为之的，他们想用文本层面的符号游戏掩盖能指与所指间的真实关系，却无法解决新闻信息文本与受众期待视野的矛盾，并因此消解了自己业已形成的崇高价值尺度的严肃性与权威性，“上帝死了”，受众不得不重构自己的期待视野，从而导致原有态度的游离。

四、现实意义

在新闻传播过程中，受众越来越自觉地处于一个能动的地位，他们对信息的接收并不是一个被动的接纳过程，他们的态度也不像工业时代那样能轻易得被媒体所改变了。在信息时代的传播环境下，明智的传播者往往能把受众视为支配他们新闻信息文本建构的“隐含作者”，他们在传播活动开始之前已对受众可能的期待视野有所洞察，在受众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他们将遵照受众以往的逻辑留出文本空白，召唤他们的填补。这样的文本召唤结构，能够获得受众的认同，维持媒体在受众心目中的权威地位。

[参考文献]

1、  李幼蒸：《理论符号学导论》，人民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6月版；

2、  段京肃：《传播学基础理论》，新闻传播学前沿丛书，新华出版社2003年7月版；

3、(苏)С·Д·斯米尔诺夫：《映象心理学——心理反映的能动性问题》，外国文艺理论研究资料丛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7月版。

子不语乱力怪神。然至魏晋，士人药酒扪虱，玄学盛行，志怪小说也纷纷出现。到了唐宋，文人敷演传奇，极盛一时。下逮有清，蒲松龄先生致力于《聊斋志异》的创作，无论从思想深度、艺术造诣，都达于文言小说巅峰。探寻这前后传续一千年的文学现象，找出其中的异同，当是一件饶有趣味的事情。

早期的志怪小说，撰者并不将其作为一种文学样式特意而为。他们都是文人，倾心黄老，耳闻怪异，记之于笔记；或见之于典籍，收集整理，使之见之于世，所谓志怪者也。如干宝，本为东晋史学家、文学家，著《晋纪》，时称良史，他好阴阳术数，集神怪灵异故事，撰成《搜神记》一书。又如张华，魏末，被荐为太常博士，他著了《博物志》。至于唐宋，众多的文人将传奇当做专业创作来对待，韩愈、元缜、白居易、白行简都著有传奇，一时蔚为大观。到了蒲留仙先生时代，鲜有为传奇的，但是他却穷其毕生精力，孜孜以求，写出了至为瑰宝的《聊斋志异》。

小说中的人物，魏晋的志怪小说，或写得道之人，如丁令威；或写狂生，如宋定伯，似并无一定之规。而唐宋传奇，其所描写的人物，基本上是才子佳人，如《柳毅传》中的柳毅和龙女，《莺莺传》中的张生和崔莺莺。再后到了蒲松龄，他是一个不得志的文人，为写《聊斋志异》，在家乡柳泉旁边摆茶摊，请过路人讲故事，记录下来回家加工再创作，形成文艺作品。因为他都是取材自里巷下里巴人，所以故事的主人翁皆为平民百姓，少了脂粉之气，平添了几分朴实，没有矫揉造作，更显得为现实中的活生生的形象，为我们所熟知的有婴宁、黄英、席方平、胭脂、司文郎、商三官等等。

因为取材方法的不同，作者的取向也大异奇趣。张华的《博物志》是一部奇书，内容包罗万象，有山川地理知识，有历史人物传说，有奇异草木虫鱼、飞禽走兽，也有神仙方术，可谓集神话、古史、博物、杂说于一炉。只是其第七至十卷收集了异闻。干宝《搜神记序》说，他写书的目的是用来“发明神道之不诬”，就是说在他看来神是实有的。所以，当时的人把这类志怪书当成历史著作。唐宋时代的作家对于传奇，可是刻意把它当成文艺作品来创作的，其中或诉说爱情http://www. exvv.com，或强调侠义，也描摹后宫嫔妃、青楼艳妓http://www. exvv.com的身世经历。这些故事有许多都成了妇孺皆知的传世佳作，为后世的戏剧所援用，但我们还是应该看到，它们和作者的旨趣声应气求，非常合拍，作品表达了作者的情绪和爱好。《聊斋志异》到了蒲松龄的手里，多表达下层人民的爱恨情仇，叙述了人世间的痛苦、老百姓的人性之美。

我们读《促织》，不知要感到几多悲凉，催人泪下。故事说，“宣德间，宫中尚促织之戏，岁征民间……邑有成名者……为人迂讷……会征促织，成……早出暮归，提竹筒丝笼，于败堵丛草处，探古发穴……”终于捉到一只，但不想被其子“窥父不在，窃发盆。虫跃掷径出，迅不可捉。及扑入手，已股落腹裂，斯须就毙。儿惧”，投井。幸好还有余气，“置榻上，半夜复苏。夫妻心稍慰，但儿神气痴木，奄奄思睡。”原来儿子化为了一只促织，帮其父交了官差。由于促织品质特佳，每战必胜，进于皇帝，“上大嘉悦，诏赐抚臣名马衣缎。抚臣不忘所自，无何，宰以卓异闻。宰悦，免成役……后岁余，成子精神复旧，自言身化促织，轻捷善斗，今始苏耳。”为了皇帝的侈靡，向老百姓征发，轻则让人倾家荡产，重则要人身家性命！

我们读《水莽草》，对于宁愿自己不得解脱也绝不害人的高尚情怀感叹不已。故事说：“水莽，毒草也。蔓生似葛，花紫类扁豆，误食之立死，即为水莽鬼。俗传此鬼不得轮回，必再有毒死者始代之。以故楚中桃花江一带，此鬼尤多云……有祝生造其同年某，中途燥渴思饮。”他误饮了水莽草茶，丧了性命。但他为人正直，不愿自己再去害人，“一日村中有中水莽草毒者，死而复苏，竞传为异。生曰：‘是我活之也。彼为李九所害，我为之驱其鬼而去之。’母曰：‘汝何不取人以自代？’曰：‘儿深恨此等辈，方将尽驱除之，何屑为此？’”显示了祝生的高尚。

《聊斋志异》里写了很多花妖狐魅，虽是讲鬼讲狐，实际上都是用来指代人事。那鬼那狐，都是那么善良美丽，她们所嘲谑戏弄的才是真正的丑类，我们看了都会发出会心的一笑。《聊斋志异》里还有一些篇目是抨击封建科举制度的。蒲松龄一方面给我们展示了社会林林总总的现象，表现了真善美，显示了他的作品的人民性；同时也是在借他事他物之酒杯，浇自家心中之块垒。

蒲留仙先生在每篇小说的末尾，都要以异史氏的名义作一番感慨。不像志怪小说，作者自认为是在写历史，蒲先生明明知道自己的文章是稗史，小说家言，但想必他认为文中所述实为人间当有之事，中有是非曲直，便学了太史公司马迁的法子，以申明自己的看法。还是看《促织》，蒲先生写道：“异史氏曰：‘天子偶用一物，未必不过此已忘；而奉行者即为定例。加以官贪吏虐，民日贴妇卖儿，更无休止。故天子一跬步，皆关民命，不可忽也……’” 极为肯綮。”

从志怪到传奇，再到《聊斋》，其写作的艺术手法也在不断地发展。志怪小说有一篇《丁令威》：

丁令威，本辽东人，学道于灵虚山。后化鹤归辽，集城门华表柱。时有少年，举弓欲射之。鹤乃飞，徘徊空中而言曰：有鸟有鸟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归。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学仙冢垒垒。遂高上冲天。今辽东诸丁云其先世有升仙者，但不知名字耳。

通篇文章结构简单，也没有什么情节上的描摹，若称为小说实在差强人意。至唐宋传奇，则已情节丰富，形象丰满。鲁迅先生说：“传奇者流，源出于志怪，然施之藻绘，扩其波澜，故所成就乃特异。”（《中国小说史略》）又说：“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我们无论看《柳毅传》，还是《霍小玉传》、《李娃传》、《莺莺传》、《虬须客传》，都可以体会到这一点。

至于《聊斋志异》，就更明显了。试以志怪小说《宋定伯》与《青凤》作比。《宋定伯》：

南阳宋定伯年少时，夜行逢鬼，问曰：“谁？”鬼曰：“鬼也。”鬼曰：“汝复准？”定伯诳之，言：“我亦鬼。”鬼问：“欲至何所？”答曰：“欲至宛市。”鬼言：“我亦欲至宛市。”遂行。数里，鬼言：“步行太亟，可共递相担也。”定伯曰：“大善！”鬼便先担定伯数里。鬼言：“卿太重，将非鬼也？”定伯言：“我新鬼，故身重耳。”定伯因复担鬼，鬼略无重。如是再三。定伯复言：“我新死，不知鬼悉何所畏忌？”鬼答言：“唯不喜人唾。”于是共行。道遇水，定伯令鬼先渡，听之，了无声音。定伯自渡，漕漼作声。鬼复言：“何以作声？”定伯曰：“新死不习渡水故耳，勿怪吾也。”行欲至宛市，定伯便担鬼着肩上，急持之。鬼大呼，声咋咋然，索下。不复听之。径至宛市中下，着地化为一羊。便卖之。恐其变化，唾之。得钱千五百，乃去。于时石崇言：“定伯卖鬼，得千五百文。”

应该讲，这篇文章人物形象是很生动传神的，但通篇情节简单。再看《青凤》（片断）：

至夜复往，则兰麝犹芳，凝待终宵，寂无声咳。归与妻谋，欲携家而居之，冀得一遇。妻不从。生乃自往，读于楼下。夜方凭几，一鬼披发入，面黑如漆，张目视生。生笑，拈指研墨自涂，灼灼然相与对视，鬼惭而去。

这一段，直把耿去病遇见鬼的狂态活脱脱地画出来了，和《宋定伯》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不同的是，这仅仅是小说情节中的一小部分，一个插曲而已。全书的情节要复杂得多，跌宕起伏，屡生波澜。由上述引用的一段看，就已非常精彩，全文就更好看了。

综上所述，从志怪、传奇到聊斋，这一文学现象绵亘千年，其作品愈臻成熟，艺术及思想性都达到高峰，但作者队伍不见其大，反见其小。志于收集整理民间传说，直接将它加工成为文学作品的，犹如民歌界将原生态的歌曲整理升华的王洛宾，文学界曾有蒲先生，现在却没有了。这里有什么规律性的东西吗？值得我们好好研究。

在《20世纪传播学经典文本》之梅罗维茨《空间感的失落》中偶得应证

篇名《空间感的失落》译自《No Sense of Place》，望文生义，place指的是物理空间？终于在中译文里，我看到，“空间”一词的出现寥寥无几，使用频率更多的是“情境”。通读全文几遍，说的竟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因素，空间的物理划分已不再是区分情境的唯一要旨，人与人之间，完全可以越过物理空间的障碍，共享一些特有的情境。而我看来，戏剧艺术的审美接受，绝对是个最佳例证。

我向来秉信，主体的审美接受过程，就是传播，虽然学界尚在论战美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或是主客皆备。就拿艺术领域而言，艺术家总想营造一特殊情境，为的是鉴赏者能由此产生另一情境，这后一情境，与鉴赏者个人阅历、文化修养及世界观、美学观等要素息息相关，理所当然，也因这些要素的差异而在诸多主体身上迥异呈现，正所谓“有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而这两个情境之间能否有所交流，交流的效果如何？依我拙见，非戏剧艺术方莫能彰显这一美学品质。作为一门综合艺术，她是文学性与舞台性的完美统一。剧作家打出了戏剧文本，文字本身就渲染了一种情境，而经导演理解，通过舞美、灯光、音响之调度，最后由演员完成这一表演的文学，其本身，就是一种情境的融合。无论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那情感体验式再现，还是布莱希特追求神似的表现，哪怕是梅兰芳先生那样着重技巧的演绎，都是剧团艺术家的二度创作，在他们本身艺术修养和生活体味的基础上，融入了他们对戏剧规定情境的诠释。而观众看戏时，也完全把自己和演员置在了同一“场”内，戏剧较影视剧更为夸张的台词、动作、情节正是为强化这种情境的“势”，其魅力就在于这一现场的观演交流，演员竭尽全力塑造情境，观众于其间找寻自我坐标。悲剧中，“人生有价值的东西被毁灭给人们看”，对于情境中被模仿的“比自己好的人”，人们产生恐惧或怜悯；喜剧中，“人生无价值的东西被撕破给人们看”，对于情境中“比自己差的人”，人们产生讥讽，由此体会对审美主体的优越感。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美学接受体验，便是由于戏剧情境的不同而产生的，倘若主体自身的境遇大相径庭，其的审美体验也必有差异，比如一个本身就很倒霉的观众，看喜剧，发现自己原来剧中角色同病相怜，怎能笑得出来？

不能否认，观众对戏剧情境的美学接受有移情和间离之分，但这丝毫不影响观众自身境遇与戏剧情境的比较。不妨先举两个令人哭笑不得的例子：英国剧团上演莎剧，当国王喊出“我的王位换一匹马”时，一个观戏的农民真的跑去牵了匹马来；文工团在解放区演绎《白毛女》，戏至杨白老被逼卖女，一位义愤填膺的战士端起步枪，瞄准了饰演黄世仁的演员，要不是班长眼疾手快，推开该战士，估计那演员就一命呜呼了。我原以为，上述两人，都是混淆了戏剧情境与真实生活的界限，不过又想到，为什么我们正常人看戏入情，但却无此举动呢？现在终于明白，他们本身是有着多么深刻的真实生活情境的体验啊：农民地位卑微，渴望权贵，看帝王戏本身就抱着一种对权贵情境渴望的诉求；战士之所以参加革命，定是因为饱受欺凌，揭竿而起，剧情又与自我经历雷同，一时冲动，不足为奇。而我自己在观看一些存在主义的戏剧作品时，实在难以感同身受，因为那与我本身的境遇相去甚远，两个情境间实在找不出苟同之处，甚至认为那是何其荒诞，这就是一种间离。然而再经推敲，恍然觉得自己和当下芸芸众生的人生存在其实竟概莫能外地与剧中情境有着强烈的相似，我们仿佛被戏剧艺术家高高托起，站在高处俯视我们自己，我们为什么存在，我们周围的情境竟充斥着诸如焦虑、恐惧、绝望等，世界是一种异已的力量，人的处境荒诞，我们处于一种强烈的“无家可归”的烦恼、焦虑、恐惧之中，人是无依靠的，是十分孤独的，这种情境中的“孤独”感并不能克服，更令人沮丧的是，我们唯一可能的道路就是死亡。这样一先间离，再移情的美学接受过程，恐怕荒诞派戏剧之美学品质正在于此矣！

舞台小世界，世界大舞台。艺术和现实生活之间，总有十分微妙的关系，艺术的情境源自生活，却将她酿成美酒，人们品位这玉液琼浆时，便就自我生活情境与艺术情境交融一气。古今中外，上天入地，儿女情长，悲欢离合，审美接受主体完成了情境转换、角色更替，共享着艺术创造者的情境，他们在心理空间里促膝而谈，“读一本好书，就是与高尚的人对话”。随着社会节奏的加快，人们频繁于各种角色间来回转换，在人生旅途那纷繁复杂的情境中颠沛流离，也就渴望虚构的情境以进行自我调整和解脱试图要满足近乎意淫的诉求。于是戏剧又何尝不是一剂良方，戏如人生，但是人生更是如戏，纵然你不能在别人的情境中产生共鸣，那又不仿求个间离开去，超然物外，寻个洒脱逍遥。

我认为观演交流是戏剧的本质，观演交流是传播过程，她靠情境的传递完成人类社会哲学思想和美学观念的对话，情境论伴随着传统物理空间的模糊淡化甚至土崩瓦解而成为传播学者关注的焦点，那么，我们有意从事接受美学研究的人，多读读传播学的书，不无裨益。 

——————观《寻找春柳社》，话剧百年之际实难感同身受       

《寻找春柳社》，寻中国话剧百年之魂。演罄一刻，百人肃立，台上鞠躬，台下喝彩，“疯子傻子”，你洒眼泪，我抹鼻涕，观演交流，兴奋异常，瞧那场面，他们真的找到了甚么！可我，却像丢了啥，坐立不安。

回去久久难寐，整夜拷问自己，话剧灵魂究竟是啥？倘若不认同“观演关系说”，那也大可不必找来“真实”、“情趣”甚至“品位”这类字眼，这着实让把玩过一两本话剧理论书籍的人不敢苟同。《寻找鲁班》、《寻找刘天华》是不是也能照理粉墨登场了？难道编剧李龙吟先生，自己尚不清楚拿给观众的东西是不是他想找的，甚至他对要找什么也甚是模糊？看来经过正规话剧理论学习的李先生，心里真的没底？

但先生显然没有枉费那一番话剧理论的研习，于是很“圆滑”地搞了个“戏中戏中戏”，把“戏里面的、戏里面的戏里面的、甚至戏里面的戏里面的戏里面的人”和观众召集到一起，于是台上台下、戏里戏外，跳操跳舞，讲理讲课，“我是小阿斗，你是大阿斗”，折腾得好不痛快。反正戏中戏套层结构尚已复杂，角色跳进跳出，天知道哪句真、哪句假，先生在此时把自己带领大家找寻的“责任”给开脱了，放了众人一个“大鸽子“，不“厚道”啊！

戏中戏其魅力就在于她是面镜子，是直观性与双关性的辨证统一。其实本戏的“戏中戏中戏”结构极妙，理应形成“李叔同等拷问中国话剧之雏”、“剧中角色拷问话剧灵魂”以及“观众拷问话剧灵魂”三对关系，并于此进行比较，仿佛三面镜子，按照从小到大的顺利，由里而外地摆出个“川”字形，让戏里戏外的观众清楚地看到演员的真人和镜像，一层层条理明晰，完成移情和间离的审美接受。但编剧却把那三层关系揉作一团，三面镜子被横着排成一条线，仿佛练功房由里一面镜墙，突兀地形成了所有人与话剧灵魂的直接对话，没有任何含蓄的转折，品位不出曲折的百年探索里程，戏中戏原有的套层结构被弱化，然而那合起来的镜子居然还是面哈哈镜，夸张的动作、无聊的语言，连同观众认同的掌声和欢笑，一一投射其上，百年话剧，话剧百年，中国话剧百年之魂，在这样的环境中还怎么找寻得到？我也跟着笑，跟着乐，只是清醒过后，竟发现丢了什么东西寻不着了，话剧那严肃的诗性美学也就这样被戕灭殆尽，观众还能对整个话剧艺术保留多少兴趣呢？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寻找春柳社》打着“寻根问祖”的旗号，奔着话剧百年这块大蛋糕冲来；走进剧场的观众也不免沾着点附庸风雅的味道，百年之际，以自己在剧场为荣。既来之，则安之，那就一起找找戏剧的灵魂吧。先生没打算设定如何复杂的情节矛盾，而是把整个演出作为一堂话剧历史与理论的讲座，普及下知识，这固然很好，但倘若想到了这点，就不能不事先好好钻研下话剧之灵魂，这样才能讲出些名堂来，可我真是感觉那戏有点误人子弟的气味，至少是没有多么的感动。一个话剧专业的学生，在被拷问话剧灵魂的时候，无法与对方形成共鸣，普通观众又会是怎样之感受呢？“原来话剧灵魂不过如此！”他们还会再进剧场吗？再过百年，我们都已作古，可我们的子孙，他们还能寻到话剧之魂吗？

我们追忆前人，缅怀历史，更需反思，百年之际，话剧的引进对戏曲之冲击却未见有人评道。中国人说“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但若当真丢了老祖宗的东西，割断了赓续千年的文化价值甚至伦理体系之脉，那扎根于原有环境的新事物的魂魄还哪里寻的到？或许我们应该的寻找，不是“寻找”，而应是“补救”才更有道理吧？ 

近代京剧与上海--兼谈京派与海派

只因争座，中国传媒大学北图书馆内大打出手

自习教室本来就少，校外人员“鸠占鹊巢”，学生呼吁

“还我们一个安静的学习环境！”

本报讯  12月6日下午2点左右，一群人在中国传媒大学北图书馆内大打出手，而起因竟是为了争抢一个自习座位。

一句口角引发校内外众人群殴

据了解，当天上午8点左右，一校内男生在中国传媒大学北图书馆内质问某校外自习女士，指责其用垫子占两个座位是“不合理的”，双方由此发生口角，经在场学生调解后平息。下午2点左右，双方午休回来碰面后再次发生争执，并近而互相推搡，双方各自喊来多人，群殴由此产生。据称当时场面“相当混乱”，打架、围观者有近30人，直至警察赶来方才收场。而警方的处理结果更是另人哭笑不得：双方各罚50元，给了两位因旁观打架而受伤的同学。

一桩小事暴露学校管理大问题

“我见过他们，上个星期我也差点跟他们打起来，又不是咱学校的，占着咱们的地方三四年了。”一位知情的同学这样对记者说。据了解，北大、清华的自习教室众多，但临考期间却仅对本校学生开放。

记者晚上在中国传媒大学主教学楼看到，几十个教室中，有课的约10个，而剩下的教室中却只有不到5个开放给学生自习，走进一看，略显拥挤。“期末、考研马上就到了，教室还是那么少，校外什么人都能进来，即占用学校资源，更是治安隐患，学校真该管管了，还我们一个安静的学习环境！”一位正在自习的学生摇着头向记者抱怨。

本报将继续关注。

如何适应快节奏做好采访准备

现代社会生活讲究快节奏，什么都快，包括采访。

　　这和以前我所看过的诸如采访方法论一类书中的要求是大不相同了。那些书上告诫记者，在去采访一个人之前，一定要先做大量的案头工作；在一些中外记者自己写的书里，甚至谈到准备工作要一个月左右。即使短期准备，即使是采访不那么重要的人物，也要一周或两三天的准备时间。

　　现在似乎花长时间大力气去做准备工作的人不多了。

　　由于讲求快，由于方便，导致一些记者图省事走捷径，干脆将网上或已见报刊的文字再拿来抄抄改改，结果就是天下文章雷同者众，而有独到见解者鲜。

　　其实，不管是条件好了，还是节奏快了，记者在采访前认真细致的案头准备工作仍然需要。即使有些人可以在网上查到，也只能作为我们在准备采访提纲时的辅助资料，我们自己仍要动脑动笔，分析研究于我们有用的部分，从中找出对我们接下来的采访有帮助的尽可能独家的东西。

　　这就是说，我们对采访对象事先了解得越详细，越有助于我们自己进一步得出与众不同的东西；而要得出与众不同的东西，一定要做案头准备。一般地说，记者准备的问题越多，采访和报道就越透彻。采访前的案头工作，不仅有助于了解采访对象本人的大致情况，对于采访话题的深入，与被访者尽快沟通，以及在采访过程中，发掘独到的东西都是大有益处的。

　　采访前准备与不准备，准备得充分与不充分，于采访是否成功，关系相当大。在这方面我自己深有体会。

　　1999年，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节目报道了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院长马艾地率先公开审判制度的事情，领导决定派我迅速跟进，采访马艾地，做一篇特别报道。

　　由于事先没准备，我一概不知。见到采访对象后，我竟一反常态地感到紧张，并红了脸，因为觉得心里没底，真不知问什么。问出的话，连我自己都觉得外行。当时后悔得恨不能撞墙。幸亏采访对象是个和蔼而明白的长者，他从我的提问中，感觉出了我的外行，也许也感觉出了我没准备，但他既没有责怪我也没有敷衍，而是耐心地给我讲解，我及时调整紧张情绪，认认真真地听院长说出的每一句话，并努力试图从很快的理解中找出能向纵深问下去的问题。

　　如果说那篇报道最后还算成功，完全是由于那位法院院长给予我的信任和帮助。以后很长时间，我一直自责，怎么可以不做好充分准备就去采访呢？

　　有过那次教训之后，我才开始深刻地认识到：不管你是老记者还是刚刚走上记者岗位，也不管到什么时候，采访前的准备一定不能忽略。案头准备实实在在了，才能实实在在展开采访，实实在在写作。

　　在我负责“文化人物”专栏期间，采访过一些文化界名人。这些人在各个不同的热点时期，已被无数次写过。比如余秋雨、赵瑜，不光他们自己已经出了不少书，就是写他们的书，也已经出了不少，再写，还写什么？

　　我首先找出他们以前写的书，又想方设法找到一些各执一词的报道，仔细看了，之后，联想我现在要采访的内容，拟了一份每人大约有40几个问题的提问提纲。

　　比如，在采访赵瑜之前，我看了一篇以前的报道，说他为写《马家军调查》跑了很多地方，而且前期采访就用了80多天。“春节刚过，穿着厚厚的棉衣出发，直到棉衣根本穿不住了，才回。”虽然这是过去的事，但对于一个能如此坚守报告文学写作的作家来说，是难能可贵的，这种严谨自觉的工作态度不仅于记者有教益，对从事任何工作的人，恐怕都能从中汲取些东西。于是我把它作为一个问题来问：

　　我问：当年你写《马家军调查》，在大连、辽阳、鞍山、沈阳、北京等地来来回回跑了80多天，而且还要深入村里田间地头，与农民同吃同住，就为写一篇报告文学，值得吗？

　　赵瑜见我对他的情况是了解的，于是欣然作答：“一个作家对待任何事情都不能浅尝辄止，我要写一支运动队，不能只写老马说的话，老马只是我采访过程的五分之一，恰恰是在我钦佩老马的同时，发现还有很多东西他对我隐瞒了。老马说一事情就是一吗？老马说三事情就是三吗？不见得。我应该更多地去了解事情的全貌。其他的重要人物，就是老马不愿让我见的，我一定要去见。……我要全面立体地去了解他们。”

　　他进一步把他的想法和盘托出：“老马当时在大连，是大连市的一张名片，我觉得这是不够的。我还要到他曾经生活过的鞍山去，也要到他更早期的辽阳去。沈阳当然更重要，我去时还是那些兵变运动员所在地，也是辽宁体委所在地。大连、鞍山、辽阳、沈阳一定要去这些地方，而且不止去一趟。通过其他各个不同阶层的人们共同去研究，最终得出一个丰富的、厚实的、立体的马俊仁的形象。”

　　有人说，采访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正确的问题。而所以能做出正确的提问，一定是事先有所准备。在不断的采访过程中，我体会到，一定要避免提那些随随便便想起的问题，因为你张嘴就可以问的这些问题，早有许许多多的人想到了。而如何避免，就要靠采访前的充分准备。

                    等          

------中国有1.14亿外来务工人员，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流动人口群体，比一个世纪以来从欧洲移民到美国的总人口的三倍还多。中国向市场经济迈进的途中，随着农村的年轻人纷纷涌进城市，到工厂、餐馆、发廊和建筑工地打工，中老年剩余劳动力也陆续离开耕作多年的家乡。城里的工作很辛苦，工作条件也很差，但同时也充满了机会。在那里，没有家人的照顾，他们逐渐适应新生活。

    没人知道怎么称呼他，但他却像个老街坊般眼熟，不知什么时候，每天都能听见他“磨剪子来，镪菜刀”的吆喝声。姑且叫他老K吧。

    小憩的梦香中，又被那恼人的叫喊吵醒，午后的日光叫人变得庸懒，我完全没有了开窗大骂的脾味。老K推着那辆很旧的，却看上去一切运转正常的28式自行车，在我楼下停住。撑住车子，老K猫着腰，在一个橘红色的垃圾桶里拣了个还算干净的皮鞋盒，熟练地用脚踩扁，塞进挂在自行车后架上的蛇皮袋中。如果他凑足了1磅，在官方的废品收购站，约能换来0.70元人民币（合8美分多）。

    老K又开始吆喝，但这几声好像是专门针对这栋楼，因为他以往都是边走边喊，而今天却驻足于楼道的门口。

    “谁家要磨刀的？”老K喊两声，摇头仰视寻觅。阳光刺眼，照在封闭式阳台的茶色窗户上又反射过去，把他眼睛挤成了一条缝。他莽撞地按了一户门铃，没人应答，又程序般地嚷了几下，便回到了自行车边。

    气温不高，但这样的天气在五月出现显然不受欢迎。不知道老K热不热，因为他表情显得焦躁，但厚厚的蓝色帆布工作服始终没有脱。上世纪中叶的毛泽东大跃进时期，这种工作服曾是自豪的无产工人阶级的象征，现在也让我联想到底特律福特工厂里流水线上的产业劳工。

    自从北京决定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以来，伴随着众多城市工人的失业，成千上万的富余农村劳动力也涌入城市，与工人阶级在两大产业领域展开劳动力的竞争。由于制造产业劳动力相对饱和，农村劳动力便重点寻觅服务行业的需求。与70多年前农村包围城市的暴力革命不同，这种斗争是经济领域的。

    老K全然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农村农民，皮肤黝黑，骨头的轮廓结实地显露在衣服与皮肉之下。头发已经掉光，额头爬满皱纹，眼眶深陷下去，像个被革命党扯下辫子的清国人。手掌粗大，满是老茧，区分不出多少是在农村已有，又有多少是在钢筋水泥丛林中劈荆斩棘时磨出的。衣裤的布料很粗，却很干净，只是他脸上的皱纹也爬了上去，可能没有人为他熨烫衣裤，或许在中国农村人们根本不屑于此。

    他从车篓里翻出个水瓶，是中国大学生上自习时带的那种，我在猜想他从哪里搞来的。水瓶显然是不保温的那种，里面泡了茶叶，他拧开盖子喝了几口。每天早出晚归，也许只有在家（恐怕只能叫做“睡觉的地方”）才能把水灌满，所以我特别关心也尤其担心他对那瓶水的饮用计划，但水肯定是凉的。老K从口袋里摸出个鸡蛋，很小心地在车笼头上把它砸出个口子，一片片拨开蛋壳，显露出白滑的蛋身。有些蛋壳掉在了地上，老K没管它，但还是把手里的丢近了身旁的垃圾桶。老K就着凉茶把蛋吃了下去，但这也显然不能叫做中国的“茶叶蛋”。

    老K从车上取下一个透明塑料袋，放在地上，装的是散装饼干，可能他还没有吃午饭。这种散装饼干在城市的菜场可以买到，每磅1元多人民币（合20美分），比超级市场要便宜3-4倍，而城市中靠收购或直接拣拾废品为生的劳务人员，往往以一种与汉堡包一样大小，名叫“馒头”的纯面制食品充饥，价格却只有汉堡包的20分之一，约3-4美分。

    老K吃饼干特别引起了我的兴趣，因为他总是挑碎的饼干吃，并且仔细而又小心地翻动着完整的饼干，在其下寻找小片的碎屑。但是碎屑挑完后，他还是开始吃完整的饼干。他很计较地喝着瓶中的水，并且不时停下打量瓶子外面的刻度。也许是要留点，也许是真的吃饱了，他把袋子扎起来，送回了原处。

    “师傅，我来了，你等好久了吧？真不好意思！”一个丰腴的妇女拿着刀气喘吁吁地赶了过来。

    “没的，没的！”老K接过刀，一声“诶”，熟练地从车上取下长凳，却拿来喝水的瓶子，把茶水倒在了绑在凳子一端的磨刀石上，霍霍开始了。

    声音很是剐噪，但是一会，随着刀子的锋利，磨刀声逐渐轻盈悦耳--------------

    在中国，像这样磨一把刀，大约10分钟，赚2元人民币，约合23个美分。

格拉斯哥学派的意义- -

沿着格拉斯哥学派的发展轨迹，系统分析该学派的研究方法和主要成果，认为该学派的批判态度和研究方法论对中国新闻传播研究具有借鉴意义。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英国先后出现了两个强劲的学派，一个是伯明翰大学的文化研究 学派，一个是格拉斯哥大学的媒介研究学派，它们均给当时低迷的媒介研究带来了清新的空 气。这群社会文化学者在大众传播领域的成功和影响是人们始料不及的。他们雄厚的哲学政 治学底蕴、严谨的研究方法以及犀利的批判锋芒令新闻学者感到捉襟见肘，这似乎再次证 明：新闻学仍在营养不良的阴影中徘徊。 　　如果说，伯明翰学振的关注是在大众文化研究和传媒批判理论上，那么格拉斯哥学派的 兴趣则在媒体、社会和受众研究方面。在中国学界，斯图尔特·霍尔(Smart Hall)等已是如 雷贯耳，但约翰，埃尔德里奇(Jobn Eldridge)、格瑞格，费娄(Creg Philo)的名字似乎还显得 陌生，也就是说，中国对格拉斯哥学派的成果介绍得太少。事实上，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 来，格拉斯哥大学媒介研究小组推出了一系列经典作品，其中包括《坏新闻》(1976)、《更 多的坏新闻》(1980)、《真正的坏新闻》(1982)、《新闻；战争与和平》(1986)、《眼见为实》 (1990)、《获取信息》(1992)、《大众传媒的巡回》(1998)等，这些著作以社会学方法剖析 西方当代媒体，表现出强烈的批判性，引起了学界的高度关注。 　　眼见不一定为实 　　格拉斯哥大学媒介小组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在客观、公正、中立的名义下，媒体 的表现究竟怎样。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电视的高速发展，电视新闻成为大众信息的主要来源。人们 普遍相信，电视能提供比报纸和广播更真实的新闻画面——眼见为实，而眼睛是不会骗人 的。但是，这种来源可信吗?新闻是客观的吗?1974年，以约翰·埃尔德里奇为首的格拉斯 哥大学社会学系的几名教授获得了一项研究基金，他们试图发现电视新闻是如何组织、构建 的，并特别注意考察在“公平报道”的口号下，媒体是如何报道有争议的事件的。他们选择 了BBC(英国广播公司)和ITN(独立电视公司)为研究对象，对两家公司的电视节目进行 了5个月的追踪，将所有的新闻依次录相，并使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检测了 新闻选择、新闻内容和播出频率。成果就是《坏新闻》(1976)和《更多的坏新闻》(1980) 两部著作的问世。

他们的研究表明，英国广播公司和独立新闻公司的新闻节目在很多地方是相似的，比如 新闻频率、新闻的安排、新闻选择、新闻语言、新闻来源和新闻价值。这反映丁一种共享的新闻文化，也就是说电视在制造新闻方面具有共同的原则。

这些发现给研究者提供了对新闻进行解码的基础，就是说它能解释新闻文化中所包含的 社会的、职业的把握和设想——这些因素创造了一种特殊的结构，在这种结构中新闻很可能 无法中立地反映真实。一个问题立即尖锐地跳了出来：电视新闻报道是在持续地解释和阐明 世界上发生的事件还是不断地给这些事件带来困惑?

1977年，格拉斯哥小组的另一重要著作《工会与媒体》问世。该著作通过分析电视报 刊中的信息，揭示了工会组织和英国媒体之间的真实关系。格拉斯哥小组的研究证明，英国 媒体的工业新闻与当时工党政府的政策是一致的，在报道罢工方面，媒体对罢工造成经济损 失的渲染超出了事实；在报道工资问题时通常的口径是不要影响政府的规定；对通货膨胀的 解释几乎都是因为提高了工资。当然，媒体和政府一致并不是阴谋的产物，这是因为官方信 源对新闻记者具有优先权，是因为新闻记者习惯上的偏见造成的，其中也包括文化因素，包 括新闻采集通常使用的方法，而所有这些都是在客观、公平报道大旗下进行的(Beharrell & Philo，1977：99)

格拉斯哥小组早期的研究还包括《真正的坏新闻》(1982)。这更是一部有争议的作品， 它揭示了媒体一面叫喊着公正，一面在报道中诋毁某些特定采访对象。它呼唤一个更民主的 电视广播系统。该书出版后，BBC大为触动，认为它对公众造成了极大影响，并破坏了公司 的形象(Glasgow Media Group，1982：164)

格拉斯哥小组质疑当时普遍认同的客观性说法。他们将研究成果传达到社会，他们的讲 演不仅出现在课堂和研讨会，也出现在教堂、工会、中学、暑期学校和新闻媒体。所使用的 教材就是他们录制的追踪电视节目的录相。

埃尔德里奇教授认为，只要电视新闻试图确立以公正、中立和客观等主张为基础的职业 信誉，它们就会经常面临挑战。新闻专业人士可以拿出各种各样的防卫战略，记者们被要求 进行“客观的报道”，然而“客观”在实践中的意义却是千变万化的。“客观性”的真正含义 在实践中经常受到质疑。

“足球赛的结果可能是客观的，但一旦进入对球赛的报道，就卷入了对它的描述、选择 事实、判断、解释和推测”。埃尔德里奇说。(Eldridge，1992：14)

从来都是媒体质疑他人和社会，但现在，x射线照到了媒体自己。电视新闻首次成为考 察的对象。许多人看完格拉斯哥小组的研究后表示，他们不再用以前的眼光看待电视新闻 了。言外之意就是：电视新闻不再被认为是百分之百的真实了。

格拉斯哥小组坚定地认为，新闻是依据一定文化构建的。然而媒体并不同意这种看法。 BBC“新闻与事实节目”带着毫不掩饰的敌意讨论了他们的作品。许多汜者认为格拉斯哥小 组舶分析是对新闻职业信仰的攻击。BBC一名高级记者说，“新闻就在那儿，我们只是尽可 能准确地报道就是了。”但是，媒介研究小组尖锐地提出了疑问：为什么有的素材成了新闻， 有的素材则没有呢?编辑总是说，这个是新闻，那个不是。但谁都知道，在新闻之后有许多 决定新闻的因素(Eldridge,2000：111)。

20世纪80年代初，由于格拉斯哥媒介小组的杰出成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拨出一笔基 金，专门供其调查“和平与裁军”问题在电视和报刊上的反映。根据1982年联合国世界裁 军会议的大量新闻资料，小组分析了这次大会的新闻报道是如何构建和被改变的。他们的研 究成果《新闻：战争与和平》探讨了新闻制造、新闻来源和新闻记者之间的关系。他们发现，在新闻中，英国媒体将大会发言中有关非政府组织、第三世界国家的内容删掉了，而英 国、美国和苏联的发言则占有突出地位。从新闻选择来看，限定是十分明显的，它是一种即 定的新闻模式，一种修辞的”仪式”新闻，而不是实质的理性的新闻。正如研究小组成员米 勒深刻指出的：

新闻作为一种仪式就像人们观赏体育比赛。我们可以根据个人口味和娱乐价值来评 判它，但不能将它看作一种对重大公众事件的理性的帮助。这里我们并不意味着新闻可 以被简单地理解为一种仪式，我们只是建议：新闻是一种仪式的、修辞的、事实陈述 的、传达信息的(有时是错误传达)、推测的、解释评论的选择性的结晶。我们发现将 新闻这种人工产品贴上客观、公平、中立的标签是很困难的。用句聪明的话说，新闻是 什么样就是什么样，而不是像它自己宣称的那样。(Eldridge，2000：114)

格拉斯哥小组发现，除了模式化的会议事件性新闻，战争报道和重大灾难报道也都面临 危机。1982年“福克兰岛事件”(Falklands，1982年英国与阿根廷在福克兰岛的归属问题上 发生了战争，译者注)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当时，英国媒体在如何报道战争的方式上发生 了争执。《太阳报》和《泰晤士报》是主战派，具有种族主义和种族偏见，它们联合起来攻 击BBC的新闻节目“超级中立”。英国政府也对BBC强烈不满，它们之间的激烈冲突很好地 描绘了中立的含义——公正不再需要了，现在，BBC必须要为英国说话。公正作为新闻的价 值成了变幻莫测的东西。在战争或国家危机时期，政府不会问媒体“您公正吗?”而只会问 “您究竟站在哪一边?”(Harris，1983：151)

1986年，BBC报道了美国轰炸利比亚事件，由于新闻陈述了事实，保守党就攻击BBC 替利比亚宣传，说BBC应当站在英国政府的立场上报道——让美国利用北约组织在英国的 基地(Eldridge，2000：118)。

在1991年海湾战争中，媒体新闻选择性极强。战争一开始，主题就是“不可避免的战 争”，然后变成“高科技战争”，“外科手术般精确的武器装备”。人员伤亡的报道被忽略了。 巴格达庇护所在轰炸中死伤了大量平民，但媒体在报道时缩手缩脚，因为这不符和有关规 则。CNN的记者带着瓦斯面罩在耶路撒冷的播音室对观众播放节目，说的都是他们需要的 故事。比如，有关美国超级强权的报道，美国军队正用复杂精密的武器来指挥世界秩序等等 (Philo & McLaughlin，1995：146)。

1990年，格拉斯哥小组的另一名重要成员费娄撰写的《眼见为实》问世，同样引起了 轰动。这本著作以1984—1985年英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煤矿罢工为背景，研究媒体内容与 受众接受的关系。他揭示了媒体是如何歪曲事实的。当工人还在罢工时，国家煤炭委员会使 用了公关策略，声称：工人每天都在大批复工，并把官方的新闻稿发给每个媒体的编辑室， 让新闻机构每天早上的第一件事就是看他们提供的信息，很多记者也不核对就发了消息，然 而，事实与消息上说的完全不是一回事(Philo，Greg，1990：4)。

从1974年到本世纪初，格拉斯哥小组聚焦重大社会事件和国际问题，追踪媒体、政府 和受众的互动关系，先后发表了近10部著作，每部著作的面世都引起了学界的巨大震荡。

媒体真实与客观真实 报纸、电视、广播传递着信息，人们认为自己获得了真实信息，媒体也认为自己反映着真实信息。然而，媒体真实与受众理解之间的关系实在是错综复杂的，在媒体真实后面有社 会，有政府，有权利，有精英文化和传统文化，有作为反映这种真实的媒体的局限；而受众 理解这种真实又搀杂了社会影响并受理解主体本身的种种限定。

格拉斯哥小组以锋利的解剖刀揭示了人们从媒体那里获得的真实是由什么构成的?媒介 组织内部与外部的力量是如何塑造日常生产的那种新闻、怎样使新闻不可避免地游离客观现 实的，它让我们高度关注媒体真实和实际真实之间的差距。更重要的是，它们的矛头直指媒 体在反映客观方面的弊端——媒体本身的局限性。这就导致一个结论：媒体往往是为主流社 会服务的，不管自觉还是不自觉，它往往反映的是一种精英意识，它们并不总是像传统新闻 学声称的那样客观，也并不总是站在与政府对立的立场上来反映真实。

格拉斯哥小组的研究对准了在英国发生的重大社会事件。1986年，英国卫生部发起了 一个全国性的防治艾滋病的宣传运动。当时，政府的教育策略是广泛宣传异性恋传播HIV 的危险。大众媒体在宣传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们沿着政府的方向，妖魔化艾滋病并且指责 携带病毒者(Albert，1986：24)。

格拉斯哥小组针对新闻媒体对艾滋病毒／艾滋病的报道进行了分析，发现媒体对该传染 病的描述失当并多有歪曲。首先，媒体对艾滋病毒艾滋病的描绘受到“官方”对艾滋病的 定义和理解的支配；其次，媒体的工作方式造成厂艾滋病毒／艾滋病报道中的错误和哗众取 宠(Baker l986：15)。

科学研究证明：艾滋病对异性性行为构成严重威胁的论断是不可靠的。在官方的统计数 字中，英国仅有一个艾滋病案例可归咎于异性性行为的传播。事实是，只有同性恋和吸毒才 是导致艾滋病的真正危险。媒体在推行政府的虚假真实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它们情不自 禁地使用了官方的解释(Kitziger，1992：258)。

有人说，新闻是世界的“客观”反映，然而正如莫洛克(Molotch)和莱斯特(Lester) 曾经指出的，新闻是“那些有权利决定他人经验者实践”的产物(Schudson 1991：148)。发 生在1988年3月的事件再次证明了这一点，当时，3名爱尔兰共和军在直布罗陀被英国士兵 杀害，但ITN的电视节目却说：

消息来源称，一名男子和两名妇女试图在英国殖民地执行爆炸任务。一辆装满炸药 的汽车在总督的官邸附近被发现。根据猜测，他们的目标是攻击英国军队游行。炸药后 来被引爆。(Eldridge，1992：19)

但事实证明，根本就没有爆炸这回事。格拉斯哥小组的研究员大卫·米勒针对英国政府 的北爱尔兰新闻办公室(NIIS)的角色和媒体作了比较，论证了政府的政治宣传是怎样渗透 媒体的(Eldrige，1992：19)。 1995年，在波斯尼亚Srebeniea战役后，英国情报官员对媒体发布的新叫充满了虚假信 息。《泰晤士报》的标题是“穆斯林在塞尔维亚的攻击下溃败”。报道说，穆斯林逃跑了。然 而，事实是，穆斯林被杀害了(Philo & McLaughlin，1995：148)。

格拉斯哥媒介小组的研究表明，媒体的许多新闻是以媒体的文化标准制造出来的。小组 成员、独立制片人布奥德班特(Lucinda Broadbent)就1990年NBC(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对 尼加拉瓜选举的报道做了生动的描绘，当时美国主流社会不喜欢反美的桑地诺政权，媒体则 反映了这种情绪。作为NBC的摄像人员，布奥德班特是此事件的目击者，他回忆说：

为了清晰地描述关于尼加拉瓜新闻的制造过程，我邀请你去一个位于马那瓜中心的黑暗房间。在幽暗中，堆积的录影机和监视器闪烁着一些光亮，空调机开到了最大，赫 尔希牌儿的甜饼巧克力和艾伦牌饮用水尽可享用；透过城市的蒸汽，可以看到妇女们在 排队领水，供电再一次被切断了。这里是NBC马那瓜办事处的编辑部，我们正在为 NBC迈阿密总部整理关于尼加拉瓜1990年选举的报道，向全美国进行卫星实况转播。

“我需要一些贫穷!我需要一些苦难广是录像编辑的痛苦呼叫，他每年有12．5万 美元的薪水，但是现在，他需要为讲述桑地诺政权如何使尼加拉瓜陷于经济崩溃的新闻 稿配一些合适的镜头。他形容其为“人们不愿投票赞成桑地诺们的镜头”。他的老板深 表同情： “贫穷我们昨天已经做过了……我们可否使用同一贫困家庭?它是独家镜头 吗?”。他们收到一卷关于丹尼尔·臭尔特加在聚集30万人的广场中，向众人热情洋溢地 发表选举演讲的最新录音带。当奥尔特加对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选举集会的演讲被翻译 给编辑时，他大叫起来：

“他以为他是谁?对美国的进攻如此胡说八道?说美国的坏话从来没有人有好下场! 看看古巴!他[奥尔特加]到底向人民做了些什么?美国究竟什么时候侵略了?[1]我们 只消用占领巴拿马一半的时间就能解决这个地方!等着美国派遣第82空降师吧广

最后，奥尔特加录音带被搁置起来。“如果发生一些大事，比如有人向他开枪，我 们今晚还得广播”，那个编辑懊悔地说。

NBC电影摄制组从被反对派杀害的尼加拉瓜农夫们的葬礼上返回时心情不错，摄影 师价快地宣布： “我们在这里拍到了一些嚎哭的好镜头……我们是唯一的摄制组，ABC 只好吃残羹剩饭了。”当护枢者进入视野的时候，新闻编辑禁不住开了个玩笑，“这不是 一个棺材，而是一串烤肉!”他热心地提议：“我想以她的哭喊来结束拍摄。你不要因同 情哭喊而错过机会。”踌躇了片刻，他用一种非常平静的声音若有所思地说“我不知她 在哭什么。”然而，汗水和泪滴是不够的。他暴躁地对摄制组抱怨说：“你们不能弄点鲜 血放进去吗?”(Broadbent L，1992：148-150) NBC就是这样制造新闻的，布奥德班特披露的事实令西方舆论界大哗。

方法论和新闻游戏

新闻产品的自然品质以及它对直接性和接近性的强调，是建立在新闻界客观、中立的职 业要求基础之上的，格拉斯哥小组考证的问题是：如果媒体把“事实”整合为一体，那么这 个新闻产品的性质如何?新闻是怎样一种人工文化产品?他们着眼于发生在社会或国际背景 中的一个有争议事件，考察电视新闻是如何对其进行处理的。他们将新闻报道当作一种叙述 文本加以考察：看其中的言辞语法和视觉逻辑结构是如何表达的；看其图形或其它表达符号 的运用；看其标题的运用；看其采访对象以及采访的内容和形式；简言之，就是要对信息的 组织方式，以及电视新闻呈现出来的各种含蓄的和明晰的解说进行考察(Eldridge，1992： 16)。

显而易见，用社会学方法对媒体、政府、受众之间的关系进行考证是格拉斯哥媒介小组 最重要的特点。在过去的20多年中，学者们不仅强调社会学的实证研究，他们还着力探索 和发展着各种新方法。早期媒介影响研究通过向人们播放特别节目，检测他们在态度和行为 方面发生的变化。很明显，态度和信念形成的大部分过程在做这样的实验前已经发生了。重要的问题是要证实人们已经“知道”了什么以及揭示他们的信念形成的过程。格拉斯哥小组 设计了一种新的接受分析方法——新闻游戏。在新闻游戏中，受众按其隶属社会群体的特点 分成小组，每人将得到一套选自媒体关于特定论题报道的图片，并以记者的身份写一段与论 题相关的报道。通过这种方法来检测人们复制媒体的“事实”、“语言”和“观点”的程度， 检测他们在哪些地方接受或排斥了媒体的事实，从而发现他们的社会文化差异(Kitziger， Jenney，1992：274)。

在“理解艾滋病”的研究项目中，格拉斯哥研究小组成员詹妮·凯特金格使用了一套静 止的照片，它们节选自关于艾滋的电视新闻和记录片报道。其中包括一个怀抱小孩的妇女、 街头人群、一个男人躺在床上的形象。(Kitziger，Jenney，1992：279)

每个受众组被分成几个小组，每个小组平均三个人。小组成员根据图片撰写一段关于艾 滋的新闻报道。

在撰写中，人们复制着“事实”和观点，它表明了媒体报道的艾滋信息和人们关于艾滋 病病毒／艾滋病的理论、语言、印象、联想之间的关系。

首先，它揭示了受众的“事实”、“理论”是由媒体提出来的。比如，通过人们对那个 “街头人群”图片的反映，证明英国政府通过媒体传达的健康信息是成功的。一名被调查的 受众这样写出了他对图片的印象；“仅从外表，你无法判断谁感染了艾滋病病毒。”(Kitziger， 1992：279-280)

其次，新闻游戏检验了人们复制媒体语言的程度，在这一练习中，人们最初用自己的语 言讨论，而这些使用的词语是缘于媒体的。许多人紧密地模仿媒体关于艾滋的报道。比如， 他们频繁使用了“异性恋群体”这样的词汇。然而数据也显示了人们并不熟悉某些特殊的健 康教育概念，在使用“街头人群”的照片时，虽然人们记得“传染是无形的”，但仍然使用 “艾滋病”(AIDS)或者“艾滋病的病毒”(AIDS virus)这些词汇，而没有使用当今通用的正 确表达形式——“艾滋病病毒”(HIV)(Kitzlger，1992：279-280)。

显然，新闻游戏可以确定受众的言论和部分媒体言论之间的相似点。但是，受众的作品 本身无法准确说明那些被复制的信息来源，也不能说明为什么他们要复制这些、而不是那些 信息。受众作品中的某些句子也许可以追溯到某个特殊的新闻报道，但是这之间整体的联系 被埋藏在更宽广的文化和媒体背景中。

实验证明，受众并非不加选择地接受所有的新闻信息，媒体和受众都是更为广阔的文化 和政治背景中的一部分，而文化和政治背景会促进或阻碍受众对报道的接受。在意义建立的 过程中，受众是主动的参与者。他们根据自己已有的知识和想法来解释他们的所见所闻，他 们在反映现实的不同版本中选择并记忆。他们在不同的词语(比如“艾滋病毒”与“艾滋病 病毒”)中、在不同的形象(比如无助的“艾滋病”患者或是“积极的艾滋病患者”)中、在 不同的思想框架(比如“无辜的”和“有罪的患者”)中删选转换，受众有选择地赞成、反 对或者重新提出言论，而且，他们能够推翻主流的观点，利用自己的经验、政治信仰以及对 媒体和政府言论的普遍批评而建立自己的另一种言论(Kitziger，1992：298)。

格拉斯哥小组认为，了解媒体信息的影响，就需要考察媒体信息在进入社会受众的过程 中发生了什么，要知道人们如何“理解”新信息。只有通过这种细致的、经验主义的调查， 才能探寻信息传播成败的原因，确认媒体权力构建的精确方式，确认受众以何种形式来抵制 主流对现实的解释(Eldridge，2000：118)。



批判性和科学性

对即定意识形态的强烈的批判是格拉斯哥小组的一大特点。一个最突出的例子就是他们 对越南战争中美国媒体角色的重新评估。传统的看法认为，电视在促使战争结束方面起着决 定性的作用。由于媒体向美国公众展示了战争的恐怖以及残忍的事实，美国政府在舆论的压 力下被迫结束了战争。1992年，格拉斯哥小组的凯文·威廉姆斯(Kevin Williams)对发生在 十几年前的事件提出了强烈的质疑。他的研究证明，当时的美国媒体报道在极大程度上要受 到政府权力的控制，它们依赖于精英信息来源和精英信息提供者，并自动将自我审查引入议 程设置进程。威廉姆斯认为，只有当美国社会的精英分子对战争行为出现分歧意见时，越南 战争才成为更多新闻报道批判的对象。所以，把越战时期当作媒体挑战政府政策的一个例子 并不适当(Williams，1992：311)。

传统新闻学中的种种即定说法遭到了格拉斯哥学派的挑战。传统说，媒体的口号是客观 公正，他们说这是不可能的；传统说，媒体应当站在政府的对立面对它进行监督，他们却反 驳道，媒体往往是和政府或社会精英是站在一起的，它们自觉不自觉地跟从主流文化；传统 说，媒介威权对受众的观点具有决定性影响，它们却证明受众是积极参与对事实的建构的。

格拉斯哥学派的批判性不是建立在空喊上的，他们在提出问题的同时，也相应地发展着 科学的考证方法。早期大众传媒研究的理论家勒庞(Le Bon)和李普曼(Lippmann)等强调 媒介对公众有无限强大的影响力。后来的研究认为任何“媒介影响”都是有限的，它们不过 是对事先存在的信息的强化。格拉斯哥小组的新焦点集中在信息是如何被受众接收和使用 的。受众研究的关键问题是去解释这些不同的、有时矛盾的信息是如何精确地被接受和被解 释的。他们证明了两个关键性的议题。第一，信息是如何确切地使接收者信服的。第二，一 条信息是如何对一组人群起作用而对另一组人群的不起作用的，如果信息被不同的社会群体 得出不同或者反常的解释，是什么因素决定这种情况的?(Eldridge，2000：119)

实践证明，格拉斯哥小组的受众研究是成功的。他们的新闻游戏和个案研究的方法已经 被许多学术机构、政府组织和商务公司广泛采用，被认为是行之有效的受众调杳方法（Eldridge，2000：121）。

结 论

格拉斯哥小组对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的启迪是诸方面的，它体现出来的一种对媒体自身的 批判性已经在许多学者那里得到了回应，其中的一个例证就是2002年岁末的“新世纪中国 舆论监督研讨会”，当时有学者提出舆论监督不仅针对政府、社会，也要针对媒体自己，也 要检视媒体在反映现实中的弊病(展江，2002：4；王强、吴颜芳，20021 2)。现在，我们 不乏揭示西方媒体曲解现实的篇什，但我们很少看到质询本国媒体弊端的力作。的确，进入 21世纪后，更多的学者使用了社会学实证研究的方法来考察大众传媒，但思想性深刻、考 证精当的作品并不多。“和西方学术接轨”的不确定性使这种提法招致越来越多的批评，但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放弃对西方优秀成果的借鉴。我们要反思的是，当一批批西方研究成果被 我们认同或参照时，我们能否向西方的同行拿出同等质量的研究成果，而不仅仅是对西方作 品的诠释和演绎。和“西方学术接轨”也包含着“中国学术走向世界”，然而，什么时候中 国学者的作品成为西方学者的参照，什么时候中国的学术习—真正走向了世界。